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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胞风采
在穗青年台胞谈服贸协议和台湾反服贸运动
时间:2014/8/11    

      编者按:广州台联重视在穗中青年台胞工作,定期举办培训班等活动。近期举行的2014年广州地区中青年台胞培训班上,大家围绕两岸服务协议和台湾反服贸运动谈了自己的观点,很多看法都充满了真知灼见,闪现着青年智慧的光芒,体现了在穗青年台胞对两岸形势和问题的思考。现精选戴俊杰、潘苏、曹诗林三人从各自专业角度对此事的看法,以飨读者。

                                    透过学运,再看民主
                                 戴俊杰(银行经理、硕士)
      3月18日,数百名台湾大学生以服贸协议签订的程序违法为由闯入“立法院”,开始长达24天的占领,参与这次学运的人数由最先的数百名扩张到后来的数十万名,最终演变成为台湾政党派系的激烈对抗,主题由原来反对程序失误,升级成为反对服贸协议的签订,最后又老生常谈地酝酿出“台独”的主张。就是这样一场既令人啼笑皆非又扼腕叹息的闹剧,被岛内称为“太阳花运动”。
      长期以来,台湾自诩为“亚洲民主灯塔”,认为其社会民主建设方面在亚洲独领风骚,但多年来台湾政坛所展现的纷杂乱象在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资的同时,也不禁让人们重新对民主这一话题陷入深思。
      民主这个词,产生于古希腊,意思是由人民参与对社会的管理与决策,其遵循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姑且不论证多数人是否有权决定少数人的命运,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论调成立的前提是多数人的决策是正确的,否则民主制度将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举一个抽象的例子,山洪爆发之前,全体村民就如何避难进行民主表决,80%的村民主张在地势低的山洼安营,20%的村民则建议在另一块地势较高的平地落脚,按照民主表决,这20%的村民只能无可奈何服从80%的村民的建议,并无辜承担灾难的后果;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8世纪,阿拉斯加依旧属于俄国的领土,但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害怕阿拉斯加殖民地被英国夺走,因此希望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1867年4月双方以720万美元成交,一亩地的成本低至0.02美分。但即使是如此划算的交易,在美国国内却受到了空前的反对和抵制,最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力排众议,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了交易,当时的这笔交易被大部分美国人所诟病,甚至将阿拉斯加讽刺为“西华德的冰箱 ”。但西华德说“现在我把它买下来,也许多少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因此获得巨大的好处”,这句话在不久后果然应验。阿拉斯加是美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州,美国有一句俗语“IF YOU CUT ALASHA IN HALF ,TEXAS IS THE THIRD LARGEST STATE”,可见其面积之大,同时阿拉斯加的地理位置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没有阿拉斯加,美国就没有争夺北极圈资源的话语权,也就没有更靠近俄国的领土,也就减少了震慑俄罗斯的最好筹码。美国空军的传奇任务和先驱者,比利.米切尔甚至说:“阿拉斯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地区,谁拥有阿拉斯加,谁就拥有了世界”。显然当年如果使用民主投票,那么阿拉斯加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第49个州,如今美国也无法从这块土地获得这么多的战略资源。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民主对于社会而言,并非天然的灵丹妙药,它需要理性和智慧的土壤。如果缺乏理性和智慧的土壤,民主的种子只能结出苦果。“太阳花学运”无疑再次验证了这一观点。
      这次学运的导火索在于民众认为两岸服贸协议的签订没有经过立法院的审查就提出表决,违反了相关程序,要求政府召开听证会,对服贸协议进行逐条审查,客观来说这样的诉求并不过分,然而事态后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反对的内容由程序违规转变成了协议的本身,最后甚至喊出了“台独”的口号 。可见学生运动并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与中心思想,可以说是一次没有底线,危险的社会运动。
      从单纯反对服贸协议的签订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的大学生缺乏对事物进行正确的分析与判断的能力。服贸协议,本质上是两个经济体相互开放市场,各展所长,从中获得双赢。本次服贸协议涉及的领域,大陆地区开放给台湾80项,台湾地区开放给大陆仅64项,且其中27项是已开放陆资来台的投资专案,最后大陆并不计较台湾加诸的不对称待遇,仍给予台湾80项高于WTO的开放承诺,给足了让利的空间,另一个角度来看,大陆向台湾开放的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多达13亿的人口,而台湾向大陆开放的是3.2万平方公里以及2300万的人口,谁拣着了大便宜,明眼人一看就知,然而岛内大学生对于服贸的了解仅仅通过手机下载的懒人包软件,就得出服贸协议对台湾百害而无一利的结论,对马政府苦口婆心的宣传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固执己见,固守错误的观点,试问社会精英的理性和智慧何存,长此以往台湾社会的明天何在?艺人中稍具有文化气息的陈升也跳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声称陆客的“入侵”降低了台湾岛的生活品质,宁愿少赚些钱,也不愿意签订服贸协议,这种观点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陈升已然实现了财务自由,可是每天有多少台湾底层民众依旧在为三餐而奔波劳累,每年又有多少的岛内大学生毕业后面临就业难的困局?这些社会精英要么是主观地站着自己的角度来为自己代言,要么是人云亦云,毫无自己的 主见和看法,这样的社会生态,怎么让人相信台湾是一个温情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基础,民主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堪忧、病态与危险的。
      民主其实是把双刃剑,在非洲,民主也能意味着带来一场屠杀,在菲律宾,民主可能仅仅意味着三大家族政权的更替,在泰国,民主可能意味着军人政权的干政。如何让民主结出硕果,不仅仅需要制定出符合社会阶段的制度,更加核心的是需要培育适合民主发挥正能量的社会土壤,其中的养料之一便是理性和智慧。透过这次台湾学运,让我们明白了实现理想的民主社会,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努力。

                                 台湾当前经济困境与出路
                                  潘苏(大学讲师、博士)

      从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服务贸易协议是其改变经济增长点的转折。
      推动经济的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消费方面,台湾的社会福利增加了,如医疗保险与退休福利。社会福利总支出1982年为268亿,1992年为1350亿,2002年为3236亿,2011年为4469亿。这种消费不是从消费者本人的生产和收入而来,而是由政府税收而来,也就是把台湾的生产消费了而没有同时生产,对国民生产的增加没有好处。
      投资增长率方面,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减缩,有些投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大陆的市场大,产品可以在大陆市场卖,台湾岛内的投资也部分移到大陆去。
      出口方面,也受到大陆的竞争而减缩。净出口在1967年是负的,1977年变为正。从1977年到1987年增加到8.25倍,从1987年到1997年减少到34%,到了2007年进出口差不多相等。如果出口减少,国内的生产与投资也会减少,因为一部分生产是用于出口,投资是为了日后生产之用。还有一个因素影响出口,那就是台湾没有参加美国与其它国家的经济合约,出口的关税比参加经济合约的国家高,对出口不利。
      台湾出口过于依赖欧美和大陆市场;出口产品过于集中在信息通讯等相关科技产品;营运模式又偏重“以台湾为上游基地”、“以大陆为中下游工厂”和“以欧美为最终产品市场”的三角贸易及代工出口模式。此模式受最终市场需求成长萎缩、品牌大厂供应链调整及新兴市场加入竞争等多重因素影响,已面临形同“崩盘”的危机,相当部分的出口萎缩已难再现旧观。
      总之,台湾有上述的经济因素,影响了经济成长的速度。
      要打破台湾经济的沉闷,一方面要通过像“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开放措施,从全球招商引资,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需要鼓励企业转型创新,往品牌和高附加值的方向努力。而服务贸易协定正是通过开放,将服务作为商品输出到大陆市场,从而寻找出口的新增长点,促进台湾的经济增长。

                        台湾青年“太阳花运动”对我们的启示
                                     曹诗林(博士)

      2014年5月24日,我有幸参加了广州市台联青年培训班。本期培训班主要讲了台湾青年运动的历史以及特点。通过参与这次学习,主要有如下体会:
      一个是台湾的青年对社会议题讨论及参与十分积极:
      台湾在1945年结束日本统治后,比较大的学生运动大概有8次:1949年的台北学生反对警察取缔学生自行车双载,殴打学生的四六事件;1972-75年台大哲学系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干预学术的台大哲学系事件;1985年台大学生李文忠要求在台湾大学校园推动普选而引发的李文忠事件;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学生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是1949年以来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同时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2004年台湾选举意思不公,陈水扁当选迷雾重重而引发的新野百合运动;2008年因对第二次江丙坤陈云林会谈有异议而引发的野草莓运动;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还有今年4月的太阳花运动。这些运动反应出台湾的青年人,或者说曾经的青年人对于政治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会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比较激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第二个是 与台湾的情况相比,大陆的青年组织在引导青年方面做得更加到位:
      和台湾的学生相比,大陆的学生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对政治的参与比较高。比如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等,都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党和政府开始更加重视青年组织的建设以及积极对青年学生以及青年学生组织进行引导,通过学生会、学联、青年以及其他青年组织来联络引导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逐步使现在的青年活动走向正规、健康、有序的道路。
      其实纵观这几年发生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还有发生在中亚的颜色革命,我们会发现,青年学生通过运用网络以及社交媒体,在这些政治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当他们推翻了原有政府以后,青年人因为组织松散而没有掌握足够的社会资源,难以获得政权,从而使政权依旧掌握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国家陷入四分五裂难以发展。利比亚是这样,格鲁吉亚是这样,乌克兰也是这样。在政治进程中,播种的理想主义者最后都无法成为收获者。年轻人有朝气但是冲动,容易被煽动。每一种制度的存在都有他的合理性,同时也会有缺陷,这是无法避免的。整個西方世界花了400年时间,才建立起今天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新生富有朝气的社会形势,还需要时间进行磨合和调整。在磨合的过程中,人们常常因为自身利益的局限而表现出非理性的,然而在争执中,只有理性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我们当前的青年组织,比如团委、青联,还有好像我们台联的青委会,在引导青年、学生方面最重要的其实是引导大家在有效沟通、发现矛盾消除矛盾以及在现有的框架下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来争取自身利益,表达合理诉求。因为程序正义是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够对现有体制进行完善,最终达到民主。
      由此回想起来,广州市台联一直很关心我们这些定居台胞,从娃娃抓起,到联系中青年。记得从小学开始,每逢学期末拿到三好学生,台联都会给我们开表彰会,发奖励。在寒假暑假有时会组织台胞夏令营和台胞冬令营,不仅组织定居台胞参加,还要请台湾当地的小朋友参加让我们有一个快乐的假期。我还记得在2007年的那个暑假,市台联推荐我去参加当年在北京举行的两岸青年夏令营,让我有幸认识了杨尚晏、彭馨逸等很多台湾大学生和研究生,到现在我还和有些台生保持联系。通过和他们的交往,让我更加了解台湾,而在交往过程中,我也为他们消除了很多对大陆的误解。这几年,我参加过几次台胞青年培训班,更加在刘教授的讲授下更加系统地了解了台湾的民情、政治、风俗等。所以我觉得,市台联在组织、联络 、引导青少年台胞方面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工作,也希望台联能够越做越好。


(广州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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