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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抗战台湾少年也没缺席
时间:2015/7/24    

      “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要收回我们的家乡,我们得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

  ——《台湾少年团团歌》

  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宝岛台湾光复70周年。当年,台湾同胞不仅在台反对日本侵略,还有不少人奔赴大陆抗日前线。1939年至1945年,浙赣闽皖地区就活跃着一支英勇的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由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将军指挥,队员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四五百人。义勇队员的子女组成台湾少年团,也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

  笔者近日寻访了生活在大陆的三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从他们的身上体会到了抗战的艰苦与不屈。

  朱晓枫:“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

  朱晓枫,原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离休干部,目前住在南京一家部队干休所,与老伴一起过着平静又满足的晚年生活。朱晓枫的母亲是中共地下党员朱枫,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枫投身抗日救亡洪流,辗转于武汉、桂林、上海等地。1939年,她将刚满10岁的朱晓枫托付给好友李友邦将军。李友邦把朱晓枫放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让她和台湾的孩子们在一起上课学文化。

  少年团按年龄分为大班、中班和小班,朱晓枫分到大班。

  “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走,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只要妈妈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呆着。而且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还特别快乐。”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算是经历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她当年特别喜欢看书,而且还做过班里的学习组长。“我记得我们看的都是进步书籍,听说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大家都争抢着去借来看。”

  朱晓枫的老师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少年团”里有秘密党组织,她就是在那时候入的党。“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朱晓枫说,虽然入党了,但组织里还有谁,她根本不知道。

  在少年团,除了学习,还要开展抗日宣传。她经常和好友黄莘一起去中班、小班,教比他们小的孩子们演唱抗日歌曲,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组织募捐活动等。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朱晓枫也随团去了台湾,在李友邦家住了半年后,又回到大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1946年,母亲朱枫为了工作,送女儿去苏北解放区读书,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朱晓枫与妈妈告别。“没想到这竟是永别。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妈妈。”

  1950年,朱晓枫接到通知,她的妈妈朱枫已在台湾牺牲。刚满20岁的朱晓枫,听到消息后很平静。她说:“妈妈一直在做秘密工作,非常危险。她牺牲前,曾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她有一根手指头因受刑而残废了。”那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为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采访时,朱晓枫对70多年前的一些事已记忆模糊,可当我们问到《台湾义勇队队歌》时,她的精神一振:“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逐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

  黄莘:“这是妈妈留给我的”

  黄莘,1928年出生,台湾云林人,上海电视台离休干部。

  黄莘一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日本占领台湾后,强迫台湾同胞学日文、讲日语、取日本名字。黄莘父亲不满日本殖民统治,带着5个子女来到祖国大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更加疯狂。黄莘父亲作为医生,参加了由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在父亲的影响下,黄莘和姐姐、弟弟三人一起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

  黄莘与朱晓枫年龄相仿,两人又是好朋友,她在少年团的经历几乎和朱晓枫一模一样。1945年日本投降,黄莘一家随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没想到,回台湾的义勇队遭台湾当局解散,黄莘被李友邦安排在家乡一所小学任教。1947年,黄莘再次离开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工作。1949年黄莘参加解放军苏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后,黄莘转业到上海,一直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到离休。

  1982年,在台湾的母亲路过香港时联系黄莘,可惜未能如愿。1987年,黄莘终于到香港与母亲和几个弟妹见面。母女见面,相拥痛哭,母亲告诉黄莘,全家十几口人,只有黄莘不在台湾家中,父亲最想念她,临终前还呼喊她的名字。

  1990年,黄莘赴台探亲。但台湾当局一直不准黄莘的老伴赴台。直至2002年,夫妻俩才一起去了台湾,可惜黄莘的父母都不在了。黄莘在台湾除了拜祭父母,还专程去拜访了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峰女士,并到李友邦将军墓地献花致敬。

  记者今年5月赴上海采访黄莘时,88岁高龄的黄莘女士已经病重住院。我们赶到医院,见黄莘非常虚弱,无法接受采访。其子姚小未提议,拿出外婆送给妈妈的礼物——一件毛衣,看能否出现奇迹。原来,1990年母亲去世前,送给女儿一件她亲手编织的毛衣。黄莘非常珍惜这件毛衣,平常舍不得穿,想念母亲时,就拿出来看看。

  毛衣是枣红色的,领口、袖口和下摆已褪色起球了,但当毛衣被递到黄莘手上时,她开口说话了:“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我们噙着泪水,揿下了相机的快门……

  黄中一:“他们还是叫我黄大哥”

  黄中一今年已94岁高龄,当我们到达他上海华山路的家里时,老人穿戴整齐,胸佩三枚抗战纪念勋章,精神矍铄,步履硬朗。两个多钟头的采访,他思路敏捷,谈起70多年前的往事,好像在述说昨天的故事。

  黄中一原名黄志义,1940年受中共地下党指派,应李友邦将军邀请,到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担任指导员。当年18岁的他,视小伙伴们如自家弟妹,被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为“黄大哥”。

  在那段烽火岁月里,由于少年团的孩子们年龄尚小,他组织孩子们学文化、说相声、排独幕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虽身处后方也有危险,黄老向笔者回忆说,1941年,他带7名少年团员和电影队,到浙江宁波地区慰问前线官兵。一天清晨,他接通知说镇海沦陷,要他们立即撤退。他们刚离开宁波市区,市区就传来了爆炸声。他们刚过新昌,新昌又被敌机投入大量燃烧弹。在腹背受敌的紧急关头,他们沉着应对,连夜冲过嵊县,跑出了日本人的合围圈。

  抗战胜利后,他把少年团的这批孩子护送回台湾,得到了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李友邦将军的高度评价。

  黄中一老人记忆力非凡,至今能说出每一位少年团团员的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对他们当年演出的《台湾少年》、《表》等剧目还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他带领少年团走过的金华、武夷山、龙岩、连城等地,他能准确说出当时的时间、事件等细节,帮助我们补齐了对那段历史的空白点。

  2009年,时年88岁的黄老受邀去了台湾,和台湾义勇队的许多老朋友相见甚欢,迈入耄耋之年的老队员们在一起叙旧,黄老笑着说,“他们还是叫我黄大哥,啊呀,开心得不得了。”

  在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黄中一对记者说,台湾义勇队当年的抗日活动,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峡两岸同胞并肩战斗、抵抗外敌的历史见证。在新时期的今天,台湾同胞应发扬爱国爱乡的优秀传统,为两岸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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